中国日报6月23日电  6月23日，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研究员裴端卿与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干细胞伦理学和管理专家道格拉斯•西普（Douglas Sipp）应邀在Nature杂志发表题为“No Wild East－并非野蛮东方”的评论文章。文章就近期针对中国科学家发表的两篇关于胚胎基因编辑的文章所引起的伦理争论及对中国科研管理政策的误解，进行了分析解读和回应，指出中国与国际上很多国家一样，面临着生物技术研究与应用在伦理与监管上的挑战，特别是与胚胎研究相关领域，中国政府一直都在通过各种制度来规范科学研究，并禁止修饰胚胎应用于临床。

　　道格拉斯和裴端卿认为，中国在监管涉及敏感伦理问题，尤其是生物科学研究方面的经验也许值得世界借鉴。在他们看来，西方对中国在生命科学领域特别是涉及人类胚胎的研究上的伦理问题的担忧有过度夸大。事实上，中国在修改人类卵子、精子或胚胎的基因，以及在科研中更广泛地使用人类胚胎方面都表现出了谨慎和克制。他们呼吁中国要自信的确立其科研超级大国地位，不仅能在实验室能创新引领，也应该在伦理监管方面的掌握话语权。

　　第一篇报道人类胚胎基因组修饰的研究文章曾被《Nature》和《Science》拒稿，据称是因为审稿人出于对伦理问题的担忧。道格拉斯和裴端卿认为，诸如此类的研究无论在何地开展，都会引发争议和激烈讨论。但西方科学界和媒体往往指责中国科学家是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并暗示离设计婴儿只有一步之遥。不止如此，海内外的评论者们往往还会假设，中国科学家和其他人士对早期人类胚胎的命运并不关心。然而，依据中国现有的规定以及社会规范，这种印象在本质上是错误的。

　　道格拉斯和裴端卿进一步分析认为，对于非中文母语者来说，理解中国复杂的监管系统可能是非常困难的。很多国家级政策和指南性规范纲领都埋没在难以检索的部门网站中， 官方的英语译本更为稀少，这使外国学者们无法充分掌握信息来进行理性的讨论。然而，就使用人类胚胎的研究而言，可以说中国的方法策略或许比许多国家零散的法律体系更为高效实用。中国政府强有力的政策规范与一贯立场——禁止用于生殖，但允许进行研究——给了科学家们得以在规定明确的“安全区”内开展研究。事实上，中国做出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在基因编辑方面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应被归功于这种明确性。

　　他们也指出许多国家都面临伦理争议以及生物医学技术开发应用监管政策的巨大挑战。在这一全球性挑战讨论中，中国应获得同等的话语权。值得欣慰的是，去年年底中国科学院和英美两国的学术机构共同组织了全球首个关于人类基因编辑的国际峰会，积极参与主导这一具有改变人类技术的伦理与技术发展的讨论， 这是前所未有的。

　　文章最后呼吁，当前全球化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各国内部监管系统的复杂繁琐，各国都在努力让市场、而不是政府官员或生物伦理学家来裁决技术质量和伦理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为日新月异的生命科学研究找到合适的管理措施是困难的。因此，必须努力增进对不同国家正在做出的各种努力的认识，更好地理解各国应如何合作达成国际管理共识。作者认为，好的规则才能驱动科学发展。